走进绿色武汉 香港学生深度考察城市规划与绿化

所谓雁阵就是V字形的雁阵飞行模式，是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等学者提出的一种阐述模仿、学习、生产和出口的发展模式的理论。

沪港通的主要内容 投资标的。六年多来，两地市场扩容、发展与交流不断推进，投资者素质提高，资金往来也通过不同渠道相互渗透，再加上内地经济增长速度难以复制当年的高速以及美国退出QE导致全球流动性规模减小等，均不支持两地股市指数大幅上涨。

同时，沪港通可吸引更多内地民间资本进入香港，香港作为连接内地与世界的桥梁作用更加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断深化。今年年初，深圳公布了支持金融创新发展的文件，其中提到探索深港交易通系统（通过联网交易等方式加速两地证券市场融合），并提出在前海实行QDII2试点。上海方面，国际投资者的进入，有利于改善市场投资者结构，增强对国际资金的吸引力。试点公告出台后，市场对现有QFII的存在价值提出质疑，认为沪港通可能会逐渐取代其发展。这样的设置将内地股市中大量的习惯炒短、炒新中小股民排除在外，可减少散户投资风险。

初期实行总量管理，并设置每日额度，实时监控。从两者的对比来看，两者在业务主体、投资方向、交易货币、跨境资金管理方式等方面均有所不同，存在相互补充、共同发展的空间。银行理财产品在2011年与2012年间出现爆发式增长，其管理资产规模由2009年底的1万亿人民币上升至2012年底的7万亿人民币，2013年6月底进一步攀升至9万亿人民币。

风险由公共部门传染至对外部门，主要途径是一旦市场对某国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失去信心，就可能做空该国货币，导致该国货币显著贬值。放房地产，既有助于稳定经济增长，又能增强银行资产负债表，同时还能增强地方融资平台的实力。迄今为止，他们都错了。流动性约束理论是指，由于中国金融市场并不发达，居民通过举债购买耐用消费品的渠道有限或成本太高，从而不得不通过储蓄来积累资金。

然而，在拉美国家，草根阶层的年轻人仅凭自身的努力，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一现象可能首先爆发于商业银行表外的影子银行体系，之后再转回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

另一方面，应提前制订一旦银行坏账率大幅上升，如何应对这一问题的详细方案。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使得中国经济很快触底反弹，在次贷危机后出现了一枝独秀式的增长，但同时也造成了产能过剩、资产价格泡沫与地方债务剧增等一系列负作用。然而，在新的操作模式下，原本是银行甲持有信托公司A的信托受益权，现在银行甲可以将信托受益权转让给银行乙，同时承诺半年后购回。钱去了哪儿呢？这些钱的很大部分，或者流向了信托公司的受益权，而信托公司收益权的基础资产，仍是银行授意信托公司提供的贷款。

同业借贷原本是商业银行之间通过彼此的短期拆借来弥补流动性需求的常规式操作，但在当前已经沦为一种新的套利工具。中国会出现经常账户逆差吗？——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评论之四 自1994年以来，中国已经连续20年面临经常账户顺差。这些减震器提供了风险缓冲，避免了危机爆发。第二，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推动中国金融机构、企业与居民的海外证券投资。

因此，中国政府如何通过制度改革与结构调整，避免在未来十年内陷入日本陷阱与拉美陷阱，就成为非常重要的任务与挑战。对潜在的金融危机，我们最好报之以冷静与谦卑的态度。

一旦风险资产转为同业资产，则银行甲需要计提的风险拨备与占用的资本金都会显著下降，这扩大了银行甲的放贷能力。当然，在极为有限的篇幅中，提系统性、综合性政策建议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嫌，因此笔者仅仅列出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一系列应对之策。

而最近传闻即将出台的银监会9号文，已经将银行间拆借市场与债券市场搅和得风乍起，吹皱一江春水。次贷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实施了4万亿元的财政刺激计划以及极度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这固然稳定了经济增长，但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的显著上升。为什么事实发展会如笔者所愿呢？道理很简单。在项目结项会上，与会专家一致认为，银行同业借贷已经取代银行理财产品，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主要结点。公共部门的主要风险在于次贷危机后中国政府杠杆率上升速度很快以及未来中央政府可能再次为银行坏账买单。二是直接动用财政资金或外汇储备对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由商业银行在资产负债表内消化坏账。

尽管如此，笔者还是不能自己，试图给读者指出笔者本人认为最可能的未来金融危机路径。不收缩贷款吧，将会面临银监会的严厉处罚，行领导的仕途也将受到影响。

作为本系列评论的最后一篇，笔者想结合近期以来对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思考，提出如何应对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政策建议。换句话说，最终是中央财政帮助商业银行买了单，这为国有商业银行在2000年代的股改上市奠定了基础。

再次来看对外部门减震器。当前中国国内改革已经进入存量攻坚阶段，每一项改革都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而可能踯躅不前。

事实上，尽管中国持续面临经常账户顺差，但中国经常账户的结构，与巴西存在很大的相似性，也即面临持续的货物贸易顺差与经常转移顺差，以及服务贸易逆差与负海外投资收益。在这一当口，爱尔兰政府对坏账潜在规模以及自身财政实力均作出错误估计，居然承诺为本国金融机构的资产提供全额担保，这就导致爱尔兰的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直线飙升。再加上中国政府正在加快开放资本账户，上述原因的结合，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国内资本外流，国内资本持续大量外流将会导致已经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显著贬值。然而一旦外需萎缩、本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走低，那么高投资的结果就可能造成庞大的过剩产能，而高负债的结果将会造成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攀升。

正如笔者在之前的专栏文章所指出的，中国银行体系的健康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原因在于，巴西是一个国际净债务国，而中国是一个国际净债权国。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一方面，无论是融资平台的资本金还是抵押品，基本上都是地方政府划拨的土地。

未来十年内中国面临爆发主权债危机的风险，这并非危言耸听。因此，在人民币汇率与利率形成机制充分市场化之前、在当前国内金融体系的各种脆弱性得以充分控制之前、在国内金融市场比较充分地对民间资本开放之前，中国政府应该在资本账户开放的问题上慎之又慎。

其次来看公共部门减震器。但有意思的是，巴西的货物进出口却一直是顺差（除2013年第一季度出现短暂的逆差外）。笔者认为，在收入分配方面，真正需要的结构调整，是国民收入分配从政府与国企部门向居民部门的倾斜，即收入再分配。风险是如何在部门之间传染的？——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评论之五 在之前的几篇专栏文章中，我已经逐一分析了中国私人部门、公共部门与对外部门各自面临的潜在风险，得出的主要结论包括：私人部门的主要风险在于企业部门高杠杆率以及金融机构对房地产行业的风险暴露过高。

因此，银信合作的规模快速攀升，早在2010年下半年就接近两万亿人民币。因为系统性风险的吊诡之处在于，它不会仅仅局限于在某个部门爆发，而是很可能沿着特定的路径在不同的部门之间传染。

最终，银行坏账会再度转换为中央政府债务。如果应对适当，中国经济也可能陷入长期低速增长的困境，从而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

作为一个刚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不久的国家，中国无疑将在未来十年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美国梦的实质，是指一个草根阶层出身的年轻人，通过自身努力，实现自身乃至家庭的社会阶层的跃迁（从草根阶层到精英阶层），也即努力改变命运。